苏轼

五年前父子三人赴京应试，曾借宿渑池县僧舍，在壁上题诗。如今再经此地，那位老僧已死，塔已新立，墙壁倾坏，旧题无处可寻。苏辙在寄诗中追忆旧游，苏轼便以这首和诗回应——此时他正要独自赴任，兄弟第一次长久分离。

开篇一问，把整个人生比作飞鸿踏雪：留下爪印是偶然，飞向何方也是偶然，没有目的，也没有归处。中间两联把抽象的哲思落到实处——僧塔、坏壁、蹇驴，都是“偶然留下”的痕迹，如今连痕迹也在消散。结句“路长人困蹇驴嘶”忽然回到记忆里那一声驴叫，苍凉中带着体温。二十六岁写出的这四个字，后来成了成语，也成了他一生的谶语：他确实是一只不停迁徙的鸿。

熙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，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，与友人宴饮于西湖边的望湖楼。夏日骤雨忽至，又忽然而止，他在醉中连写五首绝句，这是第一首。此时他三十七岁，刚因反对新法外放，却还没有后来的重负。

二十八字写尽一场暴雨的全过程。第一句是雨前，黑云如打翻的墨汁，却还没有遮住山；第二句雨落，白亮的雨点像珍珠跳进船里；第三句风来，“卷地”二字把风写成有形之物，一下把云雨吹散；第四句雨收，望湖楼下水面平静如镜，倒映天空。四句四个瞬间，节奏快得像连按快门。“白雨跳珠”是苏轼最得意的比喻之一，他晚年再到杭州，还写“还似跳珠白雨来”。一场雨，被他写得又急又好玩。

这组诗共二首，第一首写清晨水汽与游船，第二首才是这首名作。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，公事之余常泛舟西湖。那一日晴而复雨，他看见水光与山色两种截然不同的美，遂以西施作比——西施是越地美人，西湖亦在越地，地理与神韵都合。

二十八字里，前两句对仗写实：晴时“潋滟”，雨时“空蒙”，一明一暗，各极其妙。后两句一转，以人比湖，把自然之美提升为人格之美——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不只是说西湖，也是说一种处世态度：顺境逆境，都能安顿得好看。这句诗后来成了中国人评价一切“从容”的最高标准。而它写在苏轼外放失意之时，就更像一句自我劝慰。

王弗十六岁嫁苏轼，二十七岁病逝于京师，归葬眉山。十年间苏轼经历了母亲、父亲之丧，又因反对新法被排挤出京，从杭州到密州，一路颠沛。这一夜他在密州梦见眉山旧宅，妻子仍在小窗前梳妆。

中国悼亡词的绝唱。起句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直接跨过阴阳，“不思量，自难忘”写透了记忆的不可控——越是不去想，越忘不掉。下片不写梦的离奇，只写一个最普通的家庭场景：小轩窗，正梳妆。正因普通，才摧心。“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”，十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。结句把镜头拉远，落在“明月夜，短松冈”——她的坟在千里之外的松林里，年年有月，年年无人。以景结情，冷到极处。

这年冬天，密州大旱，苏轼赴常山祈雨，归途与同僚会猎。密州地处宋辽、宋夏前线，西北边患正急；而他因反对新法被外放，年近四十，功业无着。一场地方官的围猎，被他写成了请缨的宣言。

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豪放词。上片一个“狂”字统摄全篇：黄犬、苍鹰、锦帽貂裘、“千骑卷平冈”，声势如潮；再借孙权射虎的典故，把一个地方太守写成少年英雄。下片转入心事：“鬓微霜，又何妨”是自宽；用冯唐持节赦魏尚的典故，问朝廷何时肯用我；“西北望，射天狼”，天狼星主侵掠，指西夏。全词由热闹写到悲壮，把一场狩猎变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出征。苏轼自许“自是一家”，正是从这首开始。

熙宁九年中秋，苏轼在密州超然台上与宾客欢饮至天明。他与苏辙自熙宁四年分别后已七年未见，弟弟时在齐州（济南）。密州任满在即，前途未定，兄弟俩都因新法被外放。这首词是醉后写给月亮的，也是写给弟弟的。

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说：“中秋词自东坡《水调歌头》一出，余词尽废。”上片问天，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——想超脱，又舍不得人间的温度；“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”，是最终选择了留下。下片问月，“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”，埋怨得无理而极动人。最后以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作结，把个人的离愁放进宇宙的规律里，于是有了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这句最温柔的祝愿。天上是孤独的圆满，人间是有缺的相守——他选了后者。

熙宁八年，苏轼修葺密州城北旧台，苏辙命名为“超然”。次年暮春，他登台远望，寒食刚过，春水半壕，满城花开，而故乡眉山在千里之外。此时他因反对新法外放密州已两年，蝗旱交加，政事烦苦。

上片全是景，却处处是“未老”的挣扎：春还未老，柳才斜斜，一切都还有余裕。“半壕春水一城花，烟雨暗千家”，一明一暗，把密州的春天写得既开阔又迷蒙。下片写心：“休对故人思故国”是劝自己，“且将新火试新茶”是给自己找事做。寒食禁火，节后重新生火，叫“新火”；新茶是刚采的春茶。最后一句“诗酒趁年华”把一切愁绪轻轻收住：既然回不去，就把眼前的日子过出滋味来。这是“超然”二字最早的一次实践。

元丰元年春旱，苏轼作为知州赴石潭祈雨，雨后谢神，一路行于徐州乡间，写下五首《浣溪沙》。这是第四首。词中没有任何典故，只有一个走在夏日土路上的太守：身上落满枣花，听见村里缫丝的车声，看见老柳树下有人卖黄瓜。

在苏轼之前，词几乎不写农村。这三句像一幅风俗画：前两句是听觉，“簌簌”与“响”都是声音；第三句突然出现色彩与人物——穿粗布衣的人在古柳下卖黄瓜。下片写自己：酒困、日高、口渴，便去敲陌生农家的门讨一碗茶。太守的身份在这里完全消失了，只剩一个疲惫而自在的旅人。把词从闺阁酒宴带到土地上，这是苏轼对词体最大的解放之一。

乌台诗案中，苏轼被关在御史台狱一百三十日，日夜受审。他自度必死，写下两首诗给弟弟苏辙，托狱卒梁成收藏，约定若自己不死再送出。诗中把后事一一交代：儿子、妻子、葬地。后来神宗读到这两首诗，也为之动容。

首联写狱中夜景：柏树上的霜气、风吹铃铛、月亮低垂，冷到骨头里。颔联是全诗最惊心的十个字：“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”——梦里还在故乡的山间奔跑，心像受惊的鹿；醒来知道自己像一只待宰的鸡。“额中犀角”用晋代卫玠的典故，夸儿子苏迈聪慧；“牛衣”是贫贱夫妻的粗衣，愧对老妻。尾联交代葬地：汉代朱邑葬于桐乡，百姓世世祭祀，他希望自己也能葬在浙江西——那是他做官有惠政的地方。一个将死之人，想的全是别人。

元丰三年二月，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不得签书公事，实际上是被监视居住的罪臣。他带着家人来到这座长江边的小城，没有官舍，暂住定惠院。俸禄断绝，一家二十余口，日子一下子落到最低处。

一首用自嘲开头的诗。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——一辈子为了糊口而奔忙，到老来事业反而“荒唐”。这是苦话，但接下来两句马上转成甜：长江绕着城郭，知道这里有鲜鱼；好竹连山，觉得笋都香了。一个刚出狱的罪臣，第一件事是发现当地物产不错。颈联继续自嘲：被贬的官不妨挂个“员外”的虚衔，诗人照例要当“水曹郎”——他用杜甫、张籍的旧例给自己找台阶。尾联说惭愧没做出半点事，还要浪费公家的酿酒袋子（宋代官员有“压酒囊”的福利）。通篇是笑，笑里有委屈，也有一种立刻把日子过下去的本事。

乌台诗案结案后，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“不得签书公事”，实际是一个被监视居住的罪臣。初到黄州，没有官舍，住在定惠院的一间小庵里，白天不敢出门，夜里才独自散步。这首词就是那段日子的自画像。

短短四十四字，写尽一个人的孤绝。上片“缺月”“疏桐”“漏断”，三个意象把时间推到夜最深的时候；“缥缈孤鸿影”是那只鸟，也是他自己。下片最狠：“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”——惊弓之鸟的应激反应，和无人可诉的委屈，全在这十个字里。而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是全词的骨头：不是没有枝可栖，是挨个挑过，都不肯。宁可冷在沙洲，也不肯将就。这是苏轼一生最硬的底色，也是他被贬到天涯还能站住的原因。

元丰五年七月，苏轼与客泛舟于黄州城外的赤鼻矶。这里并非真正的三国赤壁（真战场在湖北蒲圻），但他知道，仍借这个地名写下去——“人道是”三字，已留了余地。此时他四十七岁，贬黄州两年多，躬耕东坡，须发已白。

开篇“大江东去”四字劈空而来，把江水、时间、英雄一起卷走。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，是宋词里罕见的雕塑感。下片写周瑜：二十四岁新婚，三十四岁破曹，“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”——每一个字都在反照自己：四十七岁，白发，戴罪，躬耕。于是有“多情应笑我”的自嘲。但结拍不作颓语，“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”，把英雄成败与个人荣辱一并还给江山明月。悲慨而不颓唐，这是苏轼的分寸。豪放词至此，已成绝顶。

元丰五年（1082）七月十六，贬黄州第三年。他四十七岁，官衔是“团练副使、本州安置、不得签书公事”，没有俸禄，一家二十余口靠垦荒东坡度日。这一夜他与客人泛舟于城外的赤鼻矶下——他明知这里不是三国赤壁，仍借这个地名，把古人与自己放在同一条江上。酒酣之后，客人吹起洞箫，声如怨如诉，于是有了这场主客问答。

全文五段，情绪走了一条“乐—悲—达”的曲线：先写清风明月、泛舟如仙，是乐；箫声一起，“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”，客人由曹操的功业想到自身的渺小——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，是悲；苏子以水月作答，说水日夜流去却未尝消失，月有盈虚却终究没有增减，“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”，把有限的哀叹转成无限的开阔。

最动人的是结尾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”——一个被剥夺了官俸、名分、自由的人，反而宣称自己拥有造物最富足的宝藏。全文骈散相间，句法随情绪起伏，是宋代文赋的巅峰。与同年那首《念奴娇》同一地点、同一心境：词里是“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”的悲慨，赋里是“物与我皆无尽”的澄明，一收一放，恰好互补。

前赋写于七月十六，此赋写于同年十月十五，只隔三个月。这一次没有客人吹箫，只有霜露、落叶、明月；他与两个客人从雪堂走回临皋，捕到一条鱼，妻子拿出藏了很久的酒，于是再游赤壁。

前赋写秋江月色，主客问答，是理性的澄明；后赋写冬夜山川，孤鹤道士，是感性的奇幻。前半仍是记游：“江流有声，断岸千尺；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”，十六个字把冬天的赤壁写得骨立。接着他独自攀崖，“履巉岩，披蒙茸，踞虎豹，登虬龙”，登上高处一声长啸，草木震动，山鸣谷应，却“悄然而悲，肃然而恐”——前赋里的旷达不见了，只剩一个人在巨大山川前的战栗。结尾孤鹤横江、道士入梦，真幻难辨。前赋回答“如何活下去”，后赋写的是“活着本身有多神秘”。两篇合读，才是完整的赤壁。

这年三月，苏轼去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看田（他想再买一块地），途中遇雨。拿雨具的仆人先走了，同行的人都淋得狼狈，只有他浑然不觉。雨停日出，他写下这首词。此时是他贬黄州的第三年，刚刚从一场几乎丧命的文字狱里活下来。

整首词是一场雨中的哲学。上片三个否定词层层递进：“莫听”“何妨”“谁怕”，把外界的风雨一步步转成内心的从容；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是自我定义——任它平生风雨，我自一身蓑衣。下片写雨后的冷与暖：“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”，人生就是这样冷暖交替。最后一句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不是说麻木，而是说雨与晴都是外在的标签，本心不动。千百年来人们爱这句，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场雨。

元丰五年三月，苏轼因患臂痛，到蕲水（今湖北浠水）找名医庞安常治病。病愈后同游清泉寺，寺旁兰溪的溪水竟向西流。他大为感动，写下这首词。

上片三句全是清景：兰芽浸在溪水里，松间沙路干净无泥，傍晚细雨里子规啼叫，清得几乎透明。下片忽然发问：“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！”——谁说人不能回到少年？你看这条溪水，偏要往西流。中国地势西高东低，水往东流是常理，兰溪却逆着来。他抓住这个“反常”，把它变成对命运的抗议：既然水可以倒流，人为什么不能重来？“休将白发唱黄鸡”用白居易的诗意，劝人不要对着白发唱催人衰老的哀歌。此时他四十七岁，贬在黄州，身体有病，前途无望——这首词是他在最没有理由乐观的时候，硬生生写出的一片晴朗。

元丰五年寒食节，他来黄州第三年。连日苦雨，江水涨到门口，小屋像一条漂在水云里的渔船；厨房空着，灶是破的，只能烧湿苇。想祭祖，祖坟在万里之外的眉山；想报国，宫门深九重。同一年，他写出了《赤壁怀古》和前后《赤壁赋》——这是他一生最黑暗、也最灿烂的一年。

诗与书合一的绝品。诗从“春去不容惜”的无力写起，落到“空庖”“破灶”“湿苇”这些最低处的物件，最后以“君门深九重，坟墓在万里”写尽进退皆绝，结句“死灰吹不起”用《庄子》典，是彻底的心灰。书法也随情绪走：起首尚工整，写到“哭途穷”三字，字形骤然放大、笔势跌宕，墨色由润到枯。黄庭坚跋曰“此书兼颜鲁公、杨少师、李西台笔意”，后世推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。它是天才在绝境里留下的证据：文字可以骗人，笔迹不能。

元丰五年秋，苏轼在东坡雪堂夜饮，醉而复醒，醒而复醉，回到临皋亭住处已近三更。家童睡得鼾声如雷，敲门没人应，他索性拄着拐杖，在江边听水声。据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，此词写出后，人们传说他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，以为他跑了，郡守徐君猷大惊，赶去查看，他还在打鼾。

上片全是一个醉汉的实景：三更、鼾声、敲门不应、倚杖听江。越写越静，最后只剩江声。下片从江声转入哲思：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”——身体不属于自己，被官职、名声、生计牵着走，这是庄子式的叹息。“夜阑风静縠纹平”是江面，也是心境。结句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是想象，也是宣言：如果真能放下，就驾一叶小舟，把剩下的日子交给江海。他没有真的走，但这念头本身，已经让他自由了一夜。

元丰六年，苏轼贬黄州第四年。张怀民（名梦得）也被贬到黄州，寓居承天寺。十月十二日夜，苏轼解衣欲睡，见月色入户，睡不着，就去找他。两人在庭中散步，看竹柏的影子。

全文八十五字，是宋代小品文的极品。前半叙事极简：解衣、月色、起行、寻人、未寝、步庭，六个动作一气呵成。后半写景只一句：“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、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”——把月光写成水，把竹柏影写成水草，一个比喻让整个庭院变成水底。最后一句最妙：“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月亮夜夜都有，竹柏处处都长，缺的只是两个“闲人”。被贬的人最不缺的就是闲，他却把这“闲”说成一种资格。苦中作乐到这一层，已经不是自我安慰，而是真的看见了美。

苏轼刚离开黄州，前途未卜，一路游庐山十余日。他在《初入庐山》诗里说“如今不是梦，真个是庐山”。游到最后，把一首诗题在西林寺的墙上。庐山有九十余峰，游了十几天，仍然看不全，这个挫败感成了诗的起点。

二十八字，由写景直入哲理。“横看”“侧看”“远近高低”，视点每变一次，山形就换一副面孔——这不是山在变，是人在变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答案不在于看得更久，而在于走出去。苏轼刚从一场党争的漩涡里脱身，这句也可以读作他对半生政治风波的省思：身在局中，谁又看得清全局？宋诗好说理，但少有人说得这样自然、这样没有说教味。

王巩（字定国）是苏轼的好友，因乌台诗案受牵连，贬到岭南宾州。他的侍妾柔奴（寓娘）毅然随行。元祐元年，王巩北归，苏轼在汴京见到他们，问柔奴：“广南风土，应是不好？”柔奴答：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”苏轼大为感动，作此词赠之。

上片先夸主人再夸侍女。“琢玉郎”是王巩，“点酥娘”是柔奴，一对璧人。“尽道清歌传皓齿，风起，雪飞炎海变清凉”——她的歌声能让炎热的岭南下起雪来，极夸张，也极美。下片才是全词的眼：从万里之外归来，人不但没憔悴，反而更年轻了，笑起来还带着岭南梅花的香气。最后一句问答，是全宋词最动人的一句台词：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七个字，把贬谪、漂泊、苦难全部化解。苏轼写的是柔奴，也是自己——一个能把任何地方住成故乡的人，谁也贬不倒他。

刘景文是北宋名将刘平之后，为人慷慨有才，却仕途偃蹇，年近六十仍为小官。苏轼在杭州与他唱和，称他“慷慨奇士”。这年初冬，荷花已尽，菊花将残，苏轼以此诗赠他，既是勉友，也是自况。

前两句写衰败：“荷尽”是彻底的凋零，“菊残”却还留着“傲霜枝”三个字——花可以残，骨不能软。后两句陡然翻转：一年中最好的景致，不是春天，而是初冬的“橙黄橘绿”。橙与橘，是成熟、结实、耐寒的颜色。把“好景”落在秋深冬初，这是一种历经风霜之后的审美，也是一种人生态度：最好的时候，往往在你以为已经晚了的时候。写给失意的朋友，也写给五十五岁的自己。

这首词的系年有争议，一般系于元祐年间。此时苏轼已还朝，官至翰林学士，是帝国最显赫的文臣；但新旧两党的攻讦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候。他夜不能寐，对月独酌，写下这首词。

上片写夜：“清夜无尘，月色如银”，干净得像水洗过。端起酒杯，就要斟满——“须满十分”，是一种不管不顾的痛快。随后三句连用三个比喻：“隙中驹，石中火，梦中身”，人生如白驹过隙、如击石迸火、如一场大梦，短促而密集。下片写心：“虽抱文章，开口谁亲”——满腹文章，能对谁说？于是索性“且陶陶、乐尽天真”。最后三句是千古名句：“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”三个“一”，把生活减到不能再减。官做到翰林学士，想要的却只是琴、酒、云。这不是矫情，是一个被名声磨累了的人，最诚实的账本。

惠州在罗浮山下，气候温润，四时花果不断。苏轼被贬至此，名为官员，实为罪臣，不得签书公事，住在合江楼、嘉祐寺之间。中原人视岭南为死地，他却在给朋友的信里大谈荔枝、蚝、芋头，还嘱咐“蚝之美，未始有之，恐北方君子闻之，争欲为东坡所为，求谪海南”。

四句全是“好吃”。表面是一个吃货的快乐，背后是对命运的轻蔑：你们把我贬到天涯，我在这里吃得好得很。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是一句反语式的宣言——越是绝境，越要活出滋味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主动选择：不让政敌定义自己的生活。苏轼最动人的地方，正在这里：他用一碗荔枝，赢了一场流放。此后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成了惠州最好的广告词，也成了中国人面对逆境时最爱引用的一句硬气话。

此词系年有争议，一说作于惠州贬所。据《冷斋夜话》记载，苏轼在惠州，朝云常唱此词，唱到“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”便泪满衣襟。苏轼问何故，她说：“奴所不能歌，是‘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’也。”朝云死后，苏轼终身不复听此词。

上片伤春却不作绝望语：“花褪残红”是衰，“青杏小”是生，一衰一生并列；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把凋零翻成无限可能——柳绵吹尽，芳草还在天涯。下片写一堵墙：墙里佳人荡秋千，笑声传出来，墙外行人听见了，却永远进不去。笑声渐远，行人“多情却被无情恼”。这不是爱情，是人生中一切可望不可即的距离。写得极清丽，骨子里却极无奈。朝云唱此落泪，大概因为她听懂了那堵墙。

元符二年上元节（正月十五），苏轼六十四岁，贬在儋州已近两年。几个老书生来邀他夜游，他欣然同往，走过城西、僧舍、小巷，看见汉人与黎族混杂、屠户酒家喧闹的市井，回来时已三更。

全文不到百字，是一篇极短的夜游记。前半写游：月色好，有人邀，就出门；“民夷杂揉，屠沽纷然”八个字，写出儋州城的烟火气——这是中原士人很少看见的边地生活，他看得津津有味。后半写归：家里人关门熟睡，已经打过两遍鼾了。他放下拐杖笑起来，笑什么？“盖自笑也。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，更欲远去，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。”韩愈曾作诗说钓鱼钓不到，想更往远去，苏轼笑他：走到海边的人，也未必钓得到大鱼。言外之意：何必苦苦远求？此刻这一场夜游，已经够了。这是他在天涯海角悟出的最后一点从容。

元符三年正月，徽宗即位，大赦。苏轼在儋州三年，六十五岁，本已做好终老海岛的打算。诏书到后，他六月二十日夜登船渡海。这一夜风停雨住，星斗横斜——三年的苦雨，忽然晴了。

开篇“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”，写的是天气，也是命运的解冻。“云散月明谁点缀？天容海色本澄清”——问得极妙：天与海本来就是澄澈的，何须谁来点缀？言外之意，是非曲直终会澄清，不必等人平反。“鲁叟乘桴”用孔子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之意，说自己也曾想渡海而去。最后两句是全诗的最高音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 把三年流放说成一生中最奇绝的一次旅行。苦难被他改写成了风景，命运的恶意被他的气度整个吞了下去。

北归途中过镇江金山寺，寺中藏有画家李公麟早年为苏轼作的画像。他看着画中那个曾经的自己，提笔写下这二十八字。四个月后，他病逝于常州。

四句二十四字，是一生的总结。“已灰之木”“不系之舟”，都出自《庄子》，写尽三次贬谪之后的心境：枯槁、漂泊、身不由己。后两句自问自答，最惊人处在于答案：他一生的“功业”，不是翰林学士，不是苏堤，不是那些名篇，而是三个贬所——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这是反讽，也是真话。正是在这三个他一败涂地的地方，他成了苏东坡。九死之地，成了他一生最亮的勋章。中国文学史上，很少有人把自己的失败写得这样骄傲。